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過去研究臺灣租佃制度的學者，絕大多數都主張日治時代租佃制度有口頭租約、租期不定、租期太短等諸多不良慣行，致使佃農缺乏投資意願；且地租過高，降低佃農的投資能力，造成佃農的生產效率不如自耕農，最終導致佃農所得的低落。

然而，本書的研究卻發現，日治時代佃耕農場的經營效率並未低於自耕農場，而地租也未高於合理水準；此外，1920年代底，當經濟、社會環境產生一些變化，業佃會的適時成立，推動租佃制度若干轉變：最主要者為租約轉而以書面訂立，且租期延長。最後，本書也發現戰後實施的三七五減租，並未使佃農的技術效率提高得比自耕農多，因此前人主張土地改革提升了佃農的耕作意願，這個說法可能有待商榷。

本書應用經濟理論建構分析方法，然後透過統計方法處理實際資料，並對所整理的資料進行嚴謹的分析。過去少有人如此研究臺灣日治時代的租佃制度，作者因此得到不同於前人的結論：從效率的原則來看，日治時代租佃制度運行良好。

作者簡介

葉淑貞

國立臺灣大學經濟學系畢業
國立臺灣大學經濟學研究所碩士
美國匹茲堡大學經濟學博士
現任國立臺灣大學經濟學系教授
專攻臺灣經濟史、農業經濟學及經濟發展史

著有論文二、三十篇，分別發表於經濟論文叢刊、臺灣史研究、臺灣銀行季刊期刊，並與吳聰敏、劉鶯釧在1995年合著《日本時代台灣經濟統計文獻目錄》一書；隨後又於2004年與吳聰敏、古慧雯共同修訂，重新出版。

第一章 緒論

在土地分配不平均的經濟社會，租佃制度經常被普遍採用，以提高農業的生產效率。在施行私有財產制度的經濟社會，一般家庭的資源秉賦型態會有相當的差異。土地多者田連阡陌，但勞動力卻相對缺乏；土地少者，連立錐之地皆無，但卻有豐富的勞動力。個人若以差異如此大的資源秉賦型態來經營農業，必造成經營之無效率。為了要緩解資源秉賦型態的這種差異，以較合理的因素組合來經營農業，提高經營效率，一般經濟社會可以使用租佃制度、雇傭制度及土地買賣制度，調解資源秉賦之差距所帶來的經營無效率（見附錄1-1的討論）。

不過，雇傭制度之監督成本較租佃制度高，尤其是栽培技術比較精細之農作物，例如稻米的耕種，雇傭制度所需花費的監督成本更加昂貴。另外，也有學者指出在勞動力過剩的情況之下，雇傭制度將顯得不利。至於，以土地買賣調節人地不均的問題，更因為土地買賣牽涉的資金相當龐大，若要仰賴金融機構的借貸，需要有抵押品，而一般農家可能缺乏足以作為抵押的物品，因而困難重重。因此，在勞動力過剩或是稻作較普及的地區，租佃制度乃普遍被採行。

臺灣在歷史時期，耕地分配一直相當不平均。臺灣總督府在1921年對耕地分配狀況進行調查，發現該年擁有土地的戶數有405,181戶，全部耕地有721,250甲，然而其中卻有近43?家戶擁有的耕地不及0.5甲。這些為數眾多的家戶所有的耕地，只占全部耕地之5.68?反之，擁有百甲地以上之家庭戶數，雖只占0.05?但所擁有的耕地，卻占了13.04?表1-1）。可見，當時耕地分配不平均的程度相當嚴重，而且大多數的家戶都只是零細土地之所有者。

上述的土地分配型態固然是人多地少的亞洲地區所共有的現象，但是臺灣的情況特別嚴重。試與中國比較，中國在1930年代發生嚴重的農業問題，生產力衰退，而且有許多農民破產。有一派學者將此歸因於所得分配不平均所致，而所得分配不平均的主要原因在於土地分配不平均。中國土地委員會在1930年代曾進行過土地所有狀況調查，在130萬戶有地的農家中，擁有耕地5畝以下者占35.62?而其所擁有之地卻只占6.33?反之有地300畝以上者只占0.13?但所有之地卻占了4.93?該次接受調查的農戶共有1,745,344戶，其中無地農戶占了25.81?由於臺灣的調查並不含無地農戶，為比較上具有相同的基礎，此處乃將中國無地農戶剔除。除去無地農戶後，中國耕地分配狀況如表1-1所示。

從表1-1可以看到，中國大陸土地分配型態雖與臺灣相似，但不平均程度沒有臺灣嚴重。兩地耕地分配的吉尼係數，中國為0.5815，臺灣則高達0.6902。雖然吉尼係數值的大小受到分組方式所影響，不過兩地數值差距之大，告訴我們臺灣土地分配不平均的程度較之中國，可能有過之而無不及。

臺灣耕地分配嚴重不平均造成租佃制度的盛行。從農家的身分來看，純粹佃農占全部農戶的比率長期在36?上，佃農與半自耕農的比率更在67?上。若從耕地的性質來看，佃耕地占總耕地的比率在1920-21、1932及1939年分別是58.16?53.5?56.33?也就是說，三分之二以上的農戶依賴租佃土地維生，而一半以上的耕地涉及租佃關係，由此可見臺灣租佃制度之盛行及租佃制度的重要性。

本書旨在探討日治時代臺灣租佃制度的運行，重點在於討論當時的租佃制度是否符合效率原則。本章以下要介紹日治時代以來臺灣租佃制度的演變、過去對於臺灣租佃制度的討論、研究租佃制度可以運用的資料、本書如何及為何如此安排要討論的章節。